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的首要政治任务。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海理论界组织开展系列研讨活动，交流研究成果，深化思想认识。日前，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暨“国家安全现代化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理论研讨会举行。本次会议由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上海市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中心、同济大学主办，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同济大学研究基地、高校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中心同济大学分中心、全国高校思政课“手拉手”集体备课中心（同济大学—海南省）承办。

实现更为安全的高质量发展

■肖巍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这意味着高质量发展是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最重要事项。近年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民生方面还存在不少短板，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任务艰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存在。破解发展中的各种矛盾问题，归根到底还是要靠发展。要在发展中化解风险，又要在化解风险中提高发展质量。

　　我们要实现的发展，是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放眼世界，人类面临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加迫切。

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没有平安中国，就不可能有高质量发展。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只有建设好政府主导、社会配合和全民参与的治理共同体，才能有效防范、管理、处理国家安全风险，有力应对、处置、化解社会稳定挑战，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要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强化国家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强化安全保障体系建设，构建全域联动、立体高效的国家安全防护体系。要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要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和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能力。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在全社会增强忧患意识

　　面对各种风险挑战，如果不能积极应对、妥善处置，小风险就会演化为大风险，个别风险演化为综合风险，局部风险演化为区域性或系统性风险，经济风险演化为社会政治风险，国际风险演化为国内风险。因此，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推动高质量发展，对于不同领域不同阶段的安全隐患，切不可掉以轻心。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办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为我国和平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政府要增强防范化解风险的本领，增加预防、处置安全事件的手段储备。一旦发生安全事件，各级政府第一时间要进入紧急状态，主动、及时披露信息，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风险治理。与此同时，全社会要增强忧患意识，客观认识和准确评估安全事件。要加强安全宣传教育，将安全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积极推动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在全社会培育安全文化。要研究安全问题，培养安全人才，将安全教育融入通识类、修养类课程教学和实践。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健全国家安全体系，首要的是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推动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既要对症下药，更要标本兼治，特别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要在预警、应急和善后三个方面进行依法治理，促进我们的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依法治国、依法治理，既是解决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的根本大计，也是着眼于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谋划。统筹发展与安全，不但要有顶层设计，完善安全政策，健全安全法规，更要在风险处置的紧要关头牢牢把握依法治理这个“硬核”，抓紧补上安全领域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的短板，提升风险治理法治化水平。在建立健全政策法规的基础上，要花大力气解决风险治理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落实不力等问题。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

把防范风险摆在更突出位置

　　安全问题重在防范。必须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建立大安全大应急框架，完善公共安全体系，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预防当先，能够为准确评估风险，及时启动安全预案，果断处置事态，有力掌控局势提供“先机”；通过关口前移，察觉各种隐患，加强日常防范，也是公众参与风险治理的有效途径。防范安全问题，不但要有靠前意识及相应规制，还要有预防“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措施，增强从体制到个体的责任感。

　　推动高质量发展会出现许多可预料或不可预料的问题，未雨绸缪，防微杜渐，就要把防范风险摆在更突出的位置，密切关注安全重点领域，强化风险预判、应急响应、信息共享等方面的能力，把有可能带来重大风险的安全隐患发现并处置于萌芽状态。要尽量减少一次性风险冲击力度，一旦发现潜在的系统性风险，就必须断然采取“外科手术式”办法来处理。风险防范和安全事件的应急、善后处置，对政府的预判能力、快速反应和综合协调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不但工作要做在前面，而且要临危不乱、应对有序，责任明确、指挥有力，这考验着政府安全能力建设的本领。（作者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全球价值链中的国家安全

■余南平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如何理解以“经济安全为基础”的内在深刻含义？需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全面把握全球经济基础的历史结构性变化，全面提升国家安全能力建设，进而完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国家安全能力体系构建。

全球化时代的全球经济基础

　　理解全球经济基础，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语境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生产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始终必须把‘人类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因此，考察全球经济基础的着眼点就在于考察全球产业和交换特征。

　　理解全球经济基础，必须重视马克思特别强调的“生产”与“分工”对于“交换”的决定性作用。显然，与历史上的国家全产业链时代不同，全球价值链已经成为当下全球化时代最重要的全球经济基础存在形式，其生产、交换、消费不仅具有以产业链分工形式体现的全球化网络特征，同时其分配还以“价值”表现形式充分地体现在国家间对外贸易平衡表和“价值增加值”上。因此，当全球经济基础事实上以全球价值链的方式体现，国家作为全球生产网络节点嵌入全球价值链体系的同时，其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综合能力与安全性在很大程度上也对应和承载了国家安全，特别是国家经济安全。由此，国家经济基础能力提升和经济安全维护，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国家安全能力塑造。

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国家安全

　　全球化进程推动了全球价值链的形成，而全球价值链体系形成和变动有其自身的结构性和网络化特征，并通过内在和外在的共同作用形式影响着国家安全。如，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规模体量，特别是枢纽中心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对应着国家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并通过产业链、供应链的向外辐射和延伸，为国家经济安全提供屏障；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反映出国家嵌入全球经济基础的能力；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则反映出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竞争中的产业融入度和结合度。这些基本要素显示着国家产业链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链接能力和影响力，对应着国家经济的全面抗风险能力。

　　除上述要素外，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关键节点”“链主地位”“技术生态体系”等要素能力，包括其对应的全球价值链权力，更是全方位地影响着国家经济安全，并成为当今全球大国竞争和博弈的主要领域。

经济安全具有基础性作用

　　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建设国家安全能力的体系性工作中，必须注意到经济安全特有的基础性作用。经济的基础性作用不仅源自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充分阐释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互动关系，更重要的是，国家如果没有足够的经济基础，如果在当今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缺乏权重规模和收益权能力，那么不仅对外会产生严重的经济依赖，从而带来综合性安全问题，而且也不可能有相应的国力来增进和改善自身的军事安全能力。

　　另外，还必须看到，面对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技术快速迭代，如果缺乏经济基础，国家不可能有足够规模性和可持续的投入实施现代系统性的科技研发，而科技研发的低水平与滞后带来的不安全性，又会产生国家“技术锁定”困局，进而反噬国家经济安全能力。因此，经济安全既是国家安全中的基础能力，也是国家安全能力建设中需要特别重视的“关键节点”。

强化中国经济基础安全能力

　　针对当下全球价值链的结构性特征，既要看到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已有的突出优势，中国的参与度也在持续提升，这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经济自身的抗风险和抗打压能力，并有效提升了中国的经济安全、维护了自身的发展利益；但同时也需要看到，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关键节点”“技术生态系统”方面，中国目前还存在明显的能力短板，自主可控技术能力的欠缺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并带来了国家安全的综合性问题。

　　此外，全球价值链“链主”角色的缺乏，也影响了中国经济对外辐射能力和控制能力的提升，削弱了中国经济对国际安全的维护能力。当下，技术和关键产业已成为维护国家全球价值链权力的核心要素，强化中国经济基础安全能力，就必须以维护中国产业链和价值链安全为出发点，以有效提升和强化技术竞争力为手段，加快全球价值链体系重构，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作者为上海市决策咨询基地余南平工作室领军人物、香港118现场直播站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凝心聚力确保意识形态安全

■黄凯锋

　　意识形态工作是事关国家政治安全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守正创新，推动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与此同时，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影响，国际环境更趋复杂和不确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处在关键时期，意识形态领域仍面临多种挑战和考验。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高度关注各种风险动向，凝心聚力，确保意识形态安全。

密切关注意识形态安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党旗帜鲜明地与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取得显著成效。但“历史虚无主义”“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等借一些重要时间节点“露头”的动向和风险依然值得警惕。我们要深刻认识这些错误思潮的根源及其对思想文化领域带来的负面影响，坚持正确党史观。

　　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特点，我们特别要谨防经济社会领域可能存在的风险向意识形态领域传导。比如，蓄意散播悲观论，片面夸大我国发展面临的困难，企图“唱衰”中国，动摇老百姓追求美好生活的信心；曲解涉及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政策，歪曲党和政府正常的监管举措，片面解读共同富裕，干扰政策走向。凡此种种，需要我们把握正确导向，明辨是非，理直气壮地说清楚我们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理、学理和哲理。

　　要密切关注一些负面社会情绪和不良倾向冲击主流文化。例如，“躲避崇高”、畸形审美的现象，“躺平”“躺赢”的消极心态等。尤其要预防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对青少年的不良诱导，不能忽视网络民粹主义的种种过激言行，谨防仇外、仇富、仇权情绪的一味鼓噪。为此，我们要弘扬社会正气，发挥榜样人格示范的导向作用，激发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当前，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是网络新技术新应用迭代发展带来的新的风险因素。大数据分析、算法推荐等技术的广泛应用，可能导致一些网民长期困于“信息茧房”，与主流思想舆论日趋隔膜，进而造成社会认知分化和社会心态的变化；元宇宙等虚拟空间因资本“加持”实现快速扩张，可能成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滋生蔓延的温床；一些有害信息通过技术手段逃脱、对抗网络监管，严重干扰正能量传播；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深度伪造技术，在重大时间节点前后制播高仿真的假消息，妄图干扰大局稳定。我们要在全媒体时代加强网络空间治理现代化水平，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另外，要警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丑化”“妖魔化”中国形象等行径。比如，强化盟友的“价值观捆绑”，借助各类西方“小圈子”协调对华行动、结成阵营对抗。再比如，扶植拉拢一些组织或个人对我国攻击抹黑，鼓动“身份政治”，煽动“街头政治”，策动新型“颜色革命”，对我国发动舆论战、信息战。我们要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冷战思维，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做好意识形态安全工作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底线思维，着力提高防范化解风险的前瞻性和主动性。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坚决有力开展意识形态斗争。对重大政治原则和大是大非问题敢于交锋、敢于亮剑，对恶意攻击、造谣生事的要坚决回击、以正视听。积极探索把握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特点和规律，提高应对和处置意识形态事件的能力和水平。

　　要继续坚持唯物史观和大历史观。理论只有彻底才能真正说服人，要继续坚持“两个结合”，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我们党对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深刻理解、我们面临的历史情境和历史任务、需要我们澄清和批判的错误观点等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彰显更为主动的历史自觉和精神力量。

　　构建多层次、多主体、多部门、多机构的全方位、立体式国际传播大格局。发挥好党和政府、主流媒体、行业组织、企业和普通民众的多元多层主体的作用，提升国际传播的专业性和到达率。以“走出去”和“走进去”为目标，围绕意识形态工作大局，整合利用不同主体的话语特点、传播渠道和独特优势，讲好中国故事，讲中国的好故事，形成传播合力。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新时代文化安全建设的实践路径

■李成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在国家安全体系中，文化安全占有重要地位，是实现国家安全体系和安全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文化安全反映和强调的是文化系统内部的结构平衡及其与外部的关系和谐。作为一种关系性安全、动态性安全，文化安全建设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

以中国实践为基础

　　我们所强调的文化安全是新时代中国的文化安全，是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基础之上的文化安全。因此，新时代的文化安全建设必须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为基础。

　　以中国实践为基础，意味着文化安全建设必须扎根于新时代的伟大实践活动，从中国实践中汲取文化发展、文化创新、文化安全所需要的营养成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只有在内容和形式上反映出中国实践的建设成果和发展要求，并且与经济基础、政治制度、社会生活等同向同行，彼此之间保持良性的互动关系，文化安全建设才会有扎实的实践基础和力量之源。

以美好生活为导向

　　从表面上看，文化安全似乎反映和强调的是不同文化内容和文化形态之间的相互关系，但实质上折射出的是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对人与自然、社会、自我的关系认知。这些关系的发生和发展，都必须在社会生活这一特定的时空场域中进行。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文化安全的建设离不开人类实践活动，也离不开人的社会生活。作为人们实践活动成果的文化内容和文化形式，在社会生活中形成，也要服务于社会生活。进入新时代，文化安全建设必须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为导向。美好生活是一个具有复杂内容的概念，不仅要求经济发展，也要求环境优美、国家和谐、社会公正、人际和睦、制度健全。这也就意味着在文化安全建设过程中，既要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文化需要，进而实现精神生活层面的共同富裕，也要实现文化与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的同向发展，共同作用于人的内外部关系性认知和需求，从而推动人的全面发展。

以文化产业为依托

　　文化安全建设要依托于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产业能否健康发展，不仅关系到文化产品能否正常提供，而且也关系到主流文化解释力能否强化。要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在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就要求文化产业要提供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文化产业所提供的文化产品必须体现与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相一致的价值导向，即“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价值导向。文化产品只有体现主流文化的价值导向，才能提高主流文化的影响力和解释力，以确保文化安全。兼顾经济效益，就是要求文化产业的发展要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的发展水平，不断向市场提供高质量的文化产品和公共服务，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占得先机，提高文化产业的市场竞争力。

以文化创新为手段

　　作为一种动态性安全和相对性安全，面对“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文化内容与文化形式必须不断与时俱进。只有不断推进文化发展与文化创新，文化内容与文化形式才能始终与社会实践保持高度一致，文化安全才能成为现实。从社会实践层面看，社会不断发展和科技飞速进步，使得人们对于人与自然、社会、自我的关系认知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发展过程中。作为社会实践的观念反映，人与外部世界关系认知的发展变化反映到文化之中，就是要求文化要不断与时俱进，从而适应社会的变化与人的需求变化。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发展中国家。在文化安全建设过程中，要同时面对和处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等多种文化关系。因此，在实践过程中必须坚持创造性发展和创新性转化相结合的方法，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相结合，将外来文化与民族文化相结合，从而实现文化的动态性安全。

以文化认同为目的

　　文化安全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命题，这一实践命题的关键就是主流文化能否被认同和践行。不同时代、不同类型的文化系统是否安全，最根本的衡量标准是其内部主流文化所倡导的核心价值是否被广泛认同和接受。文化的价值认同是文化安全建设的内核之所在，只有不断强化文化价值认同建设，才能夯实文化根基、凝聚价值共识、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不断提升我国的总体国家安全水平。

　　当代中国无论是经济基础、政治制度还是社会体制，无一不在彰显社会主义的理想观念和价值诉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这种理想观念和价值诉求的集中表述和科学反映。建立在中国实践基础上的文化生态系统，只有正确反映时代呼唤以及实践要求，其所蕴涵和彰显的核心价值才有可能被接受和践行。通过引导广大人民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以此来凝聚价值共识，有助于增强文化价值认同。只有文化价值认同得以保证，文化安全才有可能实现。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阅读原文   

来源丨解放日报

编辑丨赵一航

编审丨戴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