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上映的电影《51号兵站》，以抗日战争时期的上海滩为背景，讲述了新四军干部梁洪秘密运送军用物资的故事。电影中，有一个片段令人印象深刻——梁洪在接受组织委派的任务去上海时，想起了领导的叮嘱：“只要你牢牢地记住，上海是我们的国土，是我们中国工人阶级革命的摇篮，是我们党的诞生地，那你就会有力量战胜所有的敌人。”上海人民与新四军在携手战斗的过程中，掀起了城市地下斗争与根据地武装斗争相结合的浪潮。

新四军集会欢迎上海煤业救护队员参军。上海档案馆 藏

人力支援

　　1938年5月，中共中央指示江苏省委，“应派一些得力干部到新四军战斗的地方去，并从上海有系统地动员学生、工人、积极分子、革命分子、党员到那里去工作”。

　　根据相关指示，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动员民众踊跃支援新四军。1938年，上海煤业救护队的青年职工和学生100多人加入新四军。这是抗战后上海最早参加新四军的人员，为军队后勤战线和各级兵站储备了重要人才。上海难民工作委员会三次组织1200余人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很多人成为军队里的专业人才。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及其创办的神州职校通过举办知识讲座、专业培训班等形式，将系统接受过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教育的革命青年输送到新四军。

　　1939年夏，新四军需要补充干部以加强军队和地方工作，上海党组织一次性送去了相当于县委一级的干部20余人；新四军创办的华中建设大学以及出版的报刊，从校长、教授、学生到社长、编辑、记者，也大多是从上海输送去的。同时，上海还输送了一批作家、艺术家、学者以加强新四军的文化建设，代表人物有中国现代文学家、剧作家阿英（钱杏邨）。阿英于1941年离开上海去苏北参加新四军文艺工作，推出了新淮剧《照减不误》，指导了《盐阜文娱》和《农村戏剧》等刊物的出版，写下剧本《李闯王》并成功演出30多场。

　　除此之外，上海地下党还举办无线电培训班，并动员组织一批印刷、印钞、医务人员去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通过秘密交通线，在“一带十、十带百”的“滚雪球”方式中，上海地下党组织支援新四军的人数达21000多名，有力地配合了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在敌人占领区开展游击战争”等战略任务。

物资支持

　　抗战初期，中共驻上海办事处负责人刘少文将工商界爱国人士捐献的细布7000匹、胶鞋4万余双和大量药品，辗转运送至新四军军部。

　　1938年，上海地下党领导的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上海银钱业业余联合会、上海保险业联合会开展群众捐献活动。中共江苏省委通过《每日译报》发表《上海各界告全市同胞书》，在全市人民中开展节约献金活动。在捐赠队伍中，有永安公司总经理郭琳爽亲自参加的募捐义演，有四川“自贡抗敌剧团”演出后的汇款捐助，还有老人带着小孩捧着储钱罐前来捐款。

　　在节约献金活动之后，上海人民还开展了募捐寒衣、节约救难和慈善公演活动。1938年9月，中共江苏省委通过救亡团体联席会议开展纪念“九一八”活动，发动全市人民募献寒衣，提出捐募棉背心20万件目标。一些学校积极组织女学生缝制棉背心，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征募10万件棉背心的任务。

　　1938年10月，中共江苏省委通过上海工商界上层人士发起节约救难运动，并专门成立委员会，赵朴初、张宗麟等为常务理事。上海的士绅名流纷纷捐款，仅工商界捐献的金额就有178500余元。

　　1939年下半年，中共江苏省委又发动上海各界开展义卖、义演活动。以茅丽瑛为主席的上海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举办“物品慈善义卖会”，将义卖所得大部分捐给新四军。令人痛心的是，茅丽瑛因为这次义卖活动而惨遭日伪特务杀害，牺牲时年仅29岁。

　　上海沦陷后，日伪军控制水陆交通要道和车站码头。上海地下党利用各方关系，采取各种办法，冲破敌人重重封锁，将众多物资安全输送到根据地。

　　1941年初，新四军以开设振兴贸易公司的名义采购价值百余万元的药品、布匹、五金、颜料等，并将其秘密运往苏中根据地。

　　1943年秋，新四军来沪采购通信器材、无缝钢管等军用物资，并利用商人货船分批运往苏中根据地。是年冬，制造迫击炮用的无缝钢管、柴油机，做炸药用的废胶卷，还有印刷机和铸字铜模等物资，经历种种艰险后在第二年春天运到淮南根据地。

舆论声援

　　上海人民支援新四军抗战，不仅表现在人力、财力和物力上，还体现在发挥上海文化等方面的优势，利用报刊及其他各种媒介广泛宣传新四军这支人民军队。

　　1938年至1939年，上海各界派代表组织上海民众慰问团、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职协战时服务团、国民救亡歌咏协会宣传团等赴皖南慰问新四军，并带回大批照片、图片资料和缴获的日军战利品，通过展览以及组织慰问团等，向党内外干部、统战对象、各界群众作介绍，广泛宣传新四军坚持抗战。

　　上海地下党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所、第四中华职业补习学校主办的现代知识讲座以及神州职校夜校主办的讲座、训练班，也积极介绍、宣传新四军的宗旨、性质和英勇战绩，进一步激起上海人民支援新四军的热情。

　　这一时期，《申报》、英文《大美晚报》和《良友》画报及时刊登上海慰问团慰问新四军的文章和照片；《导报》和《导报增刊》通过报道新四军在大江南北英勇杀敌的壮举，鼓舞和激励了上海乃至整个沦陷区人民的抗战意志。

　　《译报周刊》推出《新四军特辑》，介绍新四军的组成、战绩及其在群众中的影响，指出老百姓们“知道这个军队‘好’，也知道‘怎样的好’和‘为什么好’了。所以他们信仰这个军队，拥护这个军队，他们把这个军队的生命当作自己的生命了”。

　　1938年10月，《申报》对新四军的战绩进行详细介绍：“新四军唯一的特色，就是军纪的严明，与政治意识的高强，在统一指挥之下，战斗力也格外坚强。过去四五个月的活动，已有光荣的战绩可考。”《大公报》于1938年12月刊载有关新四军的报道：“安徽江西两省新四军，为日军后方最可怕之军队。自成立以来，七月之间，与日军作战五十余次，仅一次小挫折而已。”

　　《新闻通讯》发表《新四军的医疗工作》《在长江流域的游击战士中间》《中国的新四军》等文章，客观报道了新四军的发展状况：“新四军作战灵活机动，在这段时间里已经得到重大发展，成为一支组织良好的力量，包括农民自卫队在内，已有近20万人。”

　　尽管新四军得到的装备和供给是相对不多的，但它的作战记录颇为引人注目。当时，新四军英勇杀敌的消息像传奇故事一样在群众中流传着。身处“孤岛”的上海人民，更是对我们党领导的子弟兵寄托无限的希望。

国际援助

　　上海是新四军接受国际援助的中转地，起到了联结世界爱好和平、反对法西斯人士的纽带作用。许多国际友人通过上海了解中国的抗日战争，又通过上海进入中国大后方和抗日根据地，与新四军、与中国人民一起战斗。

　　以宋庆龄为主席的保卫中国同盟成立于新四军东进江南时期，宗旨是“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

　　新四军军医处处长沈其震在史沫特莱的引荐下，曾向宋庆龄致函请求援助。知悉相关情况后，保盟上海分会派出民众慰问团，携带6000码蚊帐用料、20万片奎宁药、12万剂预防霍乱疫苗、2000个消毒包、400听麦乳和近2万条毛毯等到皖南新四军军部。

　　在保盟的积极呼吁下，新四军还收到了大量的国际捐赠物资，有“新西兰左派图书俱乐部的1100条毯子，一些药品和含糖炼乳；美国医疗援华会的10捆毯子和9箱医疗用品；加拿大维多利亚医疗援华会的40箱毯子、绷带和衣物”等，有力缓解了新四军冬季御寒衣物及其他物资短缺的困境。

　　此后，宋庆龄和保盟大力支援新四军根据地的医疗建设，逐步建立起国际和平医院、军部医院、后方医院及其分院，确保团有卫生站、营有卫生队、连有急救队，还办有卫生学校，大大改善了新四军的医疗条件。

　　1941年3月，奥地利人罗生特从上海秘密到达盐城新四军军部，为新四军创办卫生学校、培训医务人员、救助伤员，被称为新四军中的“白求恩”。从延安返回上海的斯诺夫妇同新西兰进步人士路易·艾黎沟通后，在中国发起了工业合作运动。这是一个专门提供军事物资和民间物资的组织，对新四军组织人民进行生产和自救、克服战时经济困难发挥了积极作用。

　　总之，新四军的艰苦奋战、英勇杀敌，鼓舞着上海人民。上海党组织和抗战力量紧紧依靠群众、发动群众，通过各种途径支援新四军，又进一步增强了中华儿女抗战到底、抗战必胜的信心。

阅读原文

作者丨侯清 曹景文（香港118现场直播站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研究员；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

来源丨解放日报

编辑丨王蓝萱

编审丨戴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