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这些年，中国世界史学科已实现了多点突破，破除西方中心论成为共识，挖掘中国元素转为共鸣，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化为共行。尽管如此，中国世界史学科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仍有一定的差距。在新时代背景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中国世界史研究者的使命与担当。
创建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体系
概念是学科体系的基石。每个学科都拥有一批核心概念，这既是每个学科知识体系的基础和关键，也是理解和研究这一学科的必要前提。政治学聚焦权力、治理、政策、国家、民主、自由、平等、权利、责任等讨论，这些概念成为分析和解释政治行为、政治制度和政治系统的支撑；文学围绕叙述、风格、象征、隐喻、主题、结构、悲剧与喜剧、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等展开，这些概念帮助人们理解和欣赏不同文学作品的艺术技巧和深层意义；为研究社会现象和社会行为，社会学更关注结构、关系、网络、分层、变迁等概念。
历史学也有类似的讨论。德国史学家科泽勒克曾在《历史性基本概念词典》中探讨了德语语境下若干历史性概念的演变和变迁，如“历史”“帝国”“发展”等。德国学者共同编撰的《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词典》汇集了101个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核心概念，如“时代”“描述”“进化”“记忆”“历史意识”“历史文化”等。一些概念极具创新性，如“同时代的不同时代性”这一概念，挑战了历史时间的均质性，即在不同领域、社会层面或文化背景下同一时段内的历史经验和时间感受可能是截然不同的。在世界史学科中，研究者曾集中讨论诸如“文明互动”等概念，将之视作世界史研究的核心概念，因为它挑战了西方世界史书写中的“欧洲中心论”和“以民族国家为本”的观念，并提供了一个更加全面和均衡的历史视角，从而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全球历史和人类文明的整体发展。
但总体而言，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概念依然不多，且缺乏系统性。没有概念，就难以建构自主的学科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这不仅是学科发展的要求，更是构建中国特色世界史学科体系的关键。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核心概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理论成果，也是对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所给出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作为构建中国特色世界史学科体系的思想理论基础以及全球史、整体史的研究视角。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有组织科研、确定一批重要概念并作出科学解释，是逐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体系的重要途径。我们承认某些概念最初来自西方，但可以“洋为中用”“为我所用”，实现知识的创新与转换。换言之，这些概念应当既具有普适性，又同中国历史发展息息相关。以“现代化”的概念为例，它在融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实践后，已不再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现代性理论中的概念，而是充分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经验后展现出“多元现代化”复杂多样的内核。另有一些概念来自当下，且别具中国特色，但同时又具有强烈的世界精神，如“新质生产力”。当这些概念形成规模，构成体系，便是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体系建成的标志。
夯实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术体系
研究内容是学术体系的灵魂。每种学术体系都专注于各具特色的研究内容，并在研究实践中逐渐形成其学术核心理论。
19世纪以来，世界历史研究主要围绕着两个方向前进：一是民族主义，二是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式的世界史学术体系或体现为“拼盘”，或表现为“同心圆”。前者将民族国家的历史演进视作世界历史的主旋律，进而把不同民族国家的发展路径合并归一，以至于既忽视了早期文明世界的多样性，又把近代以来的复杂历史进程简单化了。后者聚焦于研究者本身所属的民族国家视野，以本民族国家为圆心，由周边向远方逐层扩大，虽然层次分明，但缺陷凸出，这既不利于本民族国家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也容易丧失其自身定位的准确性。帝国主义式的世界史学术体系凸显宗主国与附属国“中心—边缘”的叙事结构，中心是少数西方发达国家，边缘是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心国家垄断政治权力、攫取经济利益、把持文明话语。宗主国的统治机制成为“霸权式和平”的保障，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现代转型则被简单描述为中心文明的复制与扩展。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世界历史叙述下，非西方国家只是作为西方文明史的陪衬。这些做法都应得到彻底检讨。
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术体系应该以“交流互鉴”为内涵，超越民族主义的狭隘视野，同时避免帝国主义的话语陷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明的活力在于交往交流交融”。我国历史学家吴于廑先生曾提出，世界历史的叙述不仅要注意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社会形态由低向高发展的“纵线条”，也要注意各个地区之间相互联系不断加强的“横线条”。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里，文明都不是以民族国家的形式存在的。所谓民族国家，其实是19—20世纪的欧洲发明，绝大多数文明都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产物。最新研究也发现，即便在近代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下，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关系也非单向流动，而是双向影响的，不同区域之间的联系与不同文明之间的互鉴是贯穿人类历史的常见现象。
进一步而言，有关现代文明发展的研究，不仅要凸显多元性，还应关注多源性。如在人们通常谈及的启蒙思想中，除了西方社会传统观念的继承性发展外，中国元素的吸纳和创新性转化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18世纪欧洲长达百年的“中国热”是中西方文化的一次大规模接触和交流，不少欧洲人将中国看作世界上最理想的国度，启蒙思想家们为如何看待中国文化展开了激烈论争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换言之，西方现代性的形成同样是文明交流互鉴的结果。
因此，我们更应该关注这种“交流互鉴”如何在中国世界史学术体系的更新换代中发挥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我们应该吸收借鉴，但不能把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一方面，我们要在吸收借鉴的过程中防止“西方中心论”的各式包装产品大行其道，跳出西方建构的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立场；另一方面，更要借助文明互鉴来吸纳各国的优秀文化并进行创造性转化，找到适合的发展目标和前进方向，从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术体系。
全方位建好中国特色的世界史话语体系
研究路径是话语体系的依仗。建设话语体系，必须选择一条行之有效的研究路径。话语体系的建设，旨在解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声音比较小”“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困境。
话语体系的建设应当包含两个环节：一是生产环节，作为生产方，涉及国内有关中国知识的生产速度、强度和深度，需要用中国独有的话语表达方式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二是消费环节，作为消费方，涉及国际关于中国知识接受的背景、层次，采取切合实际、行之有效的方法，提高中国声量，扩大中国话语受众，提升国际的接受度和认可度。然而，目前的问题在于有关国外消费环节的研究较弱，导致生产方的目标导向不足。具体而言，有关中国的知识生产并没有针对国外读者的知识水平或知识需求来设计和推进。相反，国际传播往往基于国内中国研究，以至于下了功夫却并未产生预想之中的效果。由此，要解决知识生产和消费环节的问题，笔者建议用“区域国别研究”作为抓手，全方位梳理不同国家在有关中国知识方面的缺陷——这恰恰应当成为世界史研究领域的新视野。如围绕外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展开研究，人们才会发现其中涉及中国的内容不仅少且错讹诸多。所谓“中国偏见”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同外国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编写水平及其政治目标息息相关。在此基础上，中国学者才可能进行有针对性的知识生产，如编写相应的历史参考书。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新要求、新路径。世界史学科应当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通过概念创制、内涵聚焦与路径更新，不断实现世界史学科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学科，从而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作出更加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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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孟钟捷（香港118现场直播站党委副书记、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来源丨中国社会科学报
编辑丨王蓝萱
编审丨戴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