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并没彻底消解乡村,乡村的发展反而极大地彰显了传统村落对于现代化力量的多元反应方式,并由此带来了“乡村性论争”。事实上,学界无论是对近现代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组织方式的深入理论剖析,还是对当下农村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生态等问题的具体实践探究,都离不开农村社会治理的核心议题。进一步说来,对于中国农村社会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等诸多问题,尤其是农村社会治理主体性研究,一直以来我是保持着较大的研究兴趣的。本书主要有三点内容更容易引发我们的学术思索。

《乡贤文化传承与当代乡村治理》 季中扬 张兴宇 著 商务印书馆

　　一是较为系统地梳理了乡贤文化的历史传统与传承发展脉络。作者在本书的前半部分,使用了大量的篇幅来阐述中国古代乡贤文化的传承与当代乡村治理的传承与发展逻辑。他们将古代乡贤文化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乡贤积极主导、参与乡村公共事务,自觉以德行引导、教化乡村社会的行动及其精神；二是国家推选、祭祀乡贤的制度安排及其影响,其与宋代以来绅士阶层的兴起密切相关。实际上,对于这种“自觉性”与“制度性”乡贤文化的两分法,在某种程度上调和了古代中国对于基层社会治理主体的基本逻辑问题,即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基层社会,如何从国家和民间的视角来有效引导社会精英参与乡村治理事务。在此基础上,作者也敏锐地注意到,当下基于农村社会的现代性视角生发出的对新乡贤话语的集中讨论,首先应当明确的概念是,新乡贤并非属于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而应把它看作整合乡村社会资源的一种荣誉性称号。因为农村社会是一个相对复杂的有机体,基于理性的、经济人假设的现代科层制管理未必完全适合村庄社区；在现代社会,乡村自治逻辑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恰恰可以利用该群体的地方性知识和资源输入来促进当代乡村发展。作者对于古代乡贤文化历史脉络的爬梳,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理解乡贤文化的古今衍变逻辑。

　　二是较为全面地开展了对当代乡贤文化的田野调查研究。除了对中国社会的乡贤文化传统等内容进行梳理之外,本书中作者还充分利用社会学和民俗学的田野作业方法,对我国各地的新乡贤文化当代实践状况进行了比较扎实、细致的田野调查研究工作。必须承认的是,农村社会学研究天然地要求我们要亲近农村、贴近农民、走进乡土,在以村落为基本单元的田野研究过程中,方能深切地感知到这些来自乡土且十分鲜活的田野素材的文化力量。与施坚雅教授从基层市场结构的“掮客”视角讨论这些农村社会中的精英群体有所不同,尽管这些精英群体在一定意义上也发挥着“掮客”的作用,但该书的作者主要使用了“文化中间人”的概念去解释新乡贤群体的时代价值。因为当前国家和地方政府倡导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工作,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其注意到了新乡贤能够成为“文化中间人”,他们的权力获得与运作可以依托于乡村内部固有社会资本中的“文化网络”,而不是“悬浮”在民间社会之上。借助微观视角的村落田野观察,不仅有助于理解当下农村百姓的所思、所为及其日常生活实践,还能够进一步阐释清楚当代新乡贤文化传承发展的多元表达和实践机制。

　　三是凝练与深化了当代农村社会治理主体性问题的学术思考。众所周知,研究当代中国农村的各种社会现象,关键在于如何明确和处理好农村社会治理主体及其边界问题,尤其是在乡村治理和建设过程中对于农村优秀人才资源的挖掘利用问题。作者在书中抛出了“消极村务”与乡村“内聚性”发展、新乡贤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强关系”与“弱关系”、新乡贤与乡村文化治理、新乡贤参与基层协商民主等几个有意思的讨论话题,无疑是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于当代农村社会治理主体问题的思考的。例如作者指出,“消极村务”并非不重视乡村发展,只不过其相关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主要倾向用于村庄文教、村庄环境和村民生活保障等公共服务领域。乡村“内聚性”发展主要是指从乡村社会的整体发展情形来看,即使其在经济层面出现停滞现象,但是由于受到现代城乡互动发展新格局之影响,乡村社区内部往往在村庄环境改善、村民生活保障等领域仍然可能不断获得内聚性发展。此种背景使得各地的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实践工作具备了现实基础。又比如作者提出,“在村”新乡贤群体所借助的社会网络属于一种“强关系”,而“在外”新乡贤群体所借助的社会网络则属于一种“弱关系”。对比这两种关系形式的运行机制,新乡贤关系网络的“强关系”存在着不受规范约束的风险,而其“弱关系”则面临难以深入其中的治理困境。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在充分理解农村社会新乡贤文化的传承逻辑过程中,更应该注意并回应这一参与治理的主体的能动性和异质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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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文军（香港118现场直播站教授）

来源丨北京日报

编辑丨王越月

编审丨戴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