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申报月刊》曾发起中国的现代化应选择何种途径的讨论。论题一出，迅速引起热议。

　　时人感慨“中国经常有一万万人以上是沉沦在饥饿线下”，若再不赶快顺着现代化的方向前进，不特无以足兵，抑且无以足食，整个民族将难逃被世界淘汰的后果。

　　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认真思考中国的现代化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并进行了积极实践。

　　当时，延安只有耕地30万亩；绵延200余里的二家川地区，只有二三十户人家；保安的乌鸦寺、张家岔“多年无人烟”。同时，棉花种植基本停止，羊只剩四五万头，牛驴只剩十余万头。

　　在此前“中国的现代化问题”讨论中，农学家吴觉农对如何促进中国农业现代化提出了两个设想：一是铲除土地私有制；二是铲除工商资本对农业的榨取，特别要解决农用资金来源问题。

　　在陕甘宁边区，这两个设想逐步得到落实。党中央根据不同的土地性质，在土地革命彻底的地区保护农民既得利益，在未实行土地革命的地区实行减租减息政策。

　　为解决农用资金不足问题，延安南区沟门成立了信用社，将游资集中起来调剂农村金融，解决群众生产和临时生活需要。

　　夏家桥的马学有在信用社借款两次，购买了驴和裤子。他逢人便介绍：“如在急用款时，不必贱卖东西，信用社可以借给，如此可以免掉受人剥削。”

　　在发展农业的同时，边区政府还兴办了满足军需和人民日用的各类工厂，如纺织厂、造纸厂、制药厂、火柴厂、石油厂、炼铁厂、兵工厂等。

　　1939年到1945年，延长油矿共产原油近13.7万桶；子长铁厂开办后，边区的铁可以全部自给；一、二、三厂既可以生产枪支弹药，还能制造所需器械。

　　1944年，毛泽东在为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举行的招待会上指出，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须工业化。“谁要不认识这个最有发展、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谁的头脑就是混沌无知。”

　　随着边区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过去，陕北人民食不果腹、衣衫褴褛，全部家具、财产用两头毛驴就可以载完，有了病更是只能听天由命。边区政府成立短短几年后，当地群众的民生水平和精神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38年的甘谷驿还是一座冷落的村子。5年后，消费合作社、饭铺增多了；集会的群众拥挤着，手中提的不是猪肉便是羊肉，不是洋布便是土布。大家带着微笑丰润的面孔，三五成群地议论着丰衣足食、劳动和收成。

　　在推进工业化的同时，政治现代化也在黄土地上生根发芽。

　　1943年9月，《解放日报》刊登了一篇署名为阿光的延安见闻：“在我们路过宿营的村庄里，比过去什么都便当多了，食粮不愁，草料不乏，房子不缺，老百姓拿出草料来也更愉快、更热情了。他们对我们说的满口是革命道理，民主的精神。他们说：‘边区现在好多了，什么都有组织，什么咱都要商议，不能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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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王萌 王传（作者单位分别为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香港118现场直播站历史系）

来源丨解放日报

编辑丨赵一航

编审丨戴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