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女作家，安妮·埃尔诺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形成自己独具匠心的写作风格的，普鲁斯特、萨特、波伏娃、勒·克莱齐奥、巴尔特、布尔迪厄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埃尔诺的写作。有别于传统自传，埃尔诺的自传体小说是一种“社会自传”，其叙事客体不局限于个人经历，还涵括有时代特色的物品、消遣、文化潮流、政治和历史事件等，从而激活了一代法国人的共同记忆。

用集体记忆投射个人

  埃尔诺以平淡的笔触客观地书写自己的主观记忆，她的小说秉持“中性写作”的创作理念，“没有抒情的回忆，也没有胜利者的嘲讽”。在《悠悠岁月》中，埃尔诺表明了她的“中性写作”的立场：“我们不想评价所经历的与政治演说和世界大事有关的事情。在个人的生活进程里，历史是‘没有意义’的。”为了最大限度还原记忆，埃尔诺还悉心雕琢用词和语言风格，以与事件发生的时代相符的口吻叙述个人的生活经历。

  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的融合是埃尔诺叙事的独特之处。她不仅在自传作品中以时间维度线性地书写个人记忆，还在历史和社会维度上将个人记忆上升为一种集体记忆，在引发共鸣的同时揭露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现实。正如她在《悠悠岁月》中所说的那样，她的叙事就是要“通过集体的经历来截获投射在个人记忆的屏幕上的反光”。

  阶层划分是西方社会的基本尺度，也是埃尔诺作品探讨的重点。

埃尔诺出生在法国诺曼底小城伊沃托，父母以经营咖啡食品杂货店为生。尽管埃尔诺借助良好的教育最终脱离社会底层、跻身中产阶级的行列，但原生阶层带给她的“羞耻”依然一直根植于心。

  父母所处的世界远离她跻身的“有教养的”“现代的”世界，在两个阶层间徘徊导致了埃尔诺的内心挣扎，也正是因此，她才能洞察阶层之间根深蒂固的“区隔”，才能在作品中以细碎的叙事平实地呈现不同阶层在趣味、习性等方面的“区隔”。于她而言，对记忆的书写也是一个自我疗愈的艰难过程。

对自身“位置”的不自信

  无论是荣获“杜拉斯文学大奖”的自传体小说《悠悠岁月》，还是以自己的父母为主人公的社会自传《一个男人的位置》和《一个女人的故事》，埃尔诺的小说都涉及她和父母因自身所处的“位置”而感到的“羞耻”以及这种“羞耻”背后隐藏的阶层跃迁的抗争意识。可以说，“羞耻”和“位置”是埃尔诺作品的共同主题。

  在《悠悠岁月》中，埃尔诺在呈现年少记忆时总是离不开关于羞耻心理的自白，平淡的笔触足以使低微的“位置”带给她的“羞耻”跃然纸上。在青春期，埃尔诺与上层阶级的同学在打扮、娱乐和生活水平上就已然存在差距，她不常去巴黎，用俚语说“我的房间”和“我害怕”，在同学面前是“滑稽的”。然而，埃尔诺同样无法融入原生阶层，与她同属社会底层的同龄人大多已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埃尔诺与上层阶级的同学之间的鸿沟使她的青春被自卑的阴霾笼罩，与原生阶层的同龄人的疏离又加重了她内心的阴霾。

  埃尔诺的“羞耻”不仅源于“位置”，还与亲密关系有关。在《悠悠岁月》中，埃尔诺记录了她从少女蜕变为成熟女性的过程，这些“羞耻”包含了穿衣羞耻、摆脱家庭责任的羞耻等。《悠悠岁月》也向读者呈现了法国女性自我解放的历程。

  埃尔诺在《一个女孩的记忆》中写道：“关于羞耻的记忆是羞耻的特殊馈赠。”出身低微仿佛是一块难以遮掩的“胎记”，烙印在埃尔诺和父母的身上。说话带有土话乡音，穿着不得体，在体面人面前说错话，所有这些细枝末节的小事，都足以触发他们的“羞耻”。

  在《一个女人的故事》中，母亲的羞耻感一直缠绕着她，以至于她时刻担心别人表面的礼貌下会隐藏着对她的蔑视。在《一个男人的位置》中，父亲因在办事时将“已阅并同意”写成了“已阅待证实”而感到耻辱。父亲在杂货店和家里侃侃而谈，而在讲着标准法语的“体面人”面前缄默不语。

  “羞耻”往往是由于将自己置于不当的“位置”而产生的。在社会中处于底层“位置”，却在各方面都以上层阶级的标准和趣味为参照，埃尔诺和父母常表现出对于自身“位置”的不自信，“羞耻”就是他们面对现实和理想之间的落差所做出的直接情绪反应。

法国社会的“病理诊断报告”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曾提出，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除了受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的影响以外，还同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有关。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可以具象为语言、文化品位和着装等。不同“位置”的个体因其所拥有的资本的差异而在潜移默化中养成了不同的“习性”，即使所处的“位置”改变，“习性”仍然会伴随着个人的举止行为，这些“习性”也就成为阶级“区隔”的重要标志。

  受到布尔迪厄“社会区隔”理论的影响，埃尔诺在作品中呈现了自己和父母通过增加“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来跨越“阶级区隔”的尝试。埃尔诺的高学历成了她的“文化资本”，促成她从原生阶级到中产阶级的跃迁。埃尔诺的父母也都在倾其一生努力修剪自己身上粗俗的一面。父亲认为讲方言意味着低人一等，因此他努力摆脱土语；母亲时时在模仿上层阶级的“习性”，她刻意记住大作家的名字和新上映的电影，养成了阅读《世界报》和《新观察家》杂志的习惯，表现出对古董的兴趣，还常去朋友家“喝茶”。处于社会底层的父母努力在言谈举止和趣味等方面向上层阶级靠拢，通过模仿上层阶级来增加自身的“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以提升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消解内心的“羞耻”。

  可以认为，埃尔诺的作品是法国社会的一份“病理诊断报告”，触及法国社会隔阂和集体压抑的根源。在此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把埃尔诺的文学作品同时当作社会学著作和历史学著作来加以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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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季一诺（作者单位：香港118现场直播站外语学院）

来源丨解放日报

编辑丨王越月

编审丨戴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