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雪涛作为“东北文艺复兴”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东北故事塑造了其最初的辨识度，大众视野中的小说家形象基本上是由《平原上的摩西》《飞行家》《跷跷板》等作品建立来的。在新世纪以后的时空中重新讲述东北改革开放以来的故事，东北不仅仅是一个地域和故事发生的空间，还是一种美学和情感。

　　在《故事之外》一文中双雪涛说，“对于写短篇小说的人来说，情节不是最重要的，而是故事之外的东西，比如氛围”。东北文艺被标记出来的独特氛围如北方风物美学、工厂空间，以及潜藏其间的烟火、秘密、伤痕和个人心事等等，当然还包括地域与人格的合二为一，谨守尊严、爱、诚与真的人物形象，这些貌似写实主义的故事，获得超越真实之外的灵韵与光泽。

　　然而，改革故事还有更加复杂的时代肌理、地域的差异与共性、城乡空间的落差等，整个社会的每一个局部都有具体的个人承担时代。另外，在被此类写作反复使用的材料和叙事语调中，当下正在运转的东北社会是怎样的在作品中几无踪迹，让人担心这样的叙事美学一旦成为主流，会压缩对更广阔生活的深入和表达。

广大、普遍、深沉的情感作为氛围弥漫贯穿故事始终

　　曾经被表述为阵痛和艰难的早期改革历程，在双雪涛这一代作家的笔下，从外在世界的推演内化为一种深沉的情感，从呼告走向隐忍与承受。这种情感的质地是公共性的，就像巴别尔赞颂过的托尔斯泰小说中的情感，它们是广大、普遍、自然的情感，而不是时髦小说家手中的宝贝糖果。

　　《平原上的摩西》外层是一个出租车司机连环杀人的旧案，深层的故事则直抵人间至痛。下岗大潮中渐行渐远终至走散的两个家庭，离别的少男少女赶赴一次约定的烟花表演，女孩与父亲因为携带汽油被误会成杀人凶手，偶然事件导致后续无法回头的人生。随着案件的破解，故人旧事重又相聚，但此时的人生已经是难以汇合的河流。《跷跷板》中病危的老厂长给“我”讲述了自己隐藏已久的杀人事件，面临下岗的甘沛元威胁厂长的女儿，厂长亲手杀死了他，埋在幼儿园的跷跷板底下。临终前厂长让“我”去重新安葬一下被跷跷板打扰的亡魂，结果在旧厂区发现甘沛元依然活着，被挖出的死者骸骨就成了无名亡故者的墓碑。

　　这种广大、普遍、深沉的情感，放在天平一侧，可以让另一端高高翘起，它们不是刻意的抒情和渲染，而是作为氛围弥漫贯穿故事始终，并潜行于各种细节中。

　　双雪涛的东北叙事充满了个人化的细节，建立了相较于同类文学作品的独立属性。《平原上的摩西》中多次提到红旗广场，广场要改造，退休老工人无法接受，发迹后的庄德增本来对此事是听之任之的，置身现场后被人群的情感裹挟，特地打车到广场去，那里对他来说就像被遗忘的故乡。红旗广场承载着一代人驳杂的情感与记忆，也汇聚着日渐分层的人生。《飞行家》中再次出现的红旗广场，是李明奇选择逃离日常生活的地点，代表了宏阔历史造就的集体记忆与价值许诺，与飞行家的梦想有一种强烈的适配感。他们选择在黎明时分的红旗广场出发，最后消失在茫茫宇宙中，有一种奇特的和谐与伤感。

用细碎的对话、错位的人生、郑重其事的细节校正沉重的叙事

　　奈保尔认为，写作中存在着特异性，特定背景、特定文化，一定要以特定的方式来写，方式之间不能互换。奈保尔的父亲是一位失败的小说家，奈保尔在总结父亲一生创作的时候，痛苦地意识到写法的重要性，素材放进他认同的短篇小说形式时，反而破坏了素材，适用于其他作家的形式漂洋过海后反而弄巧成拙。

　　改革阵痛与下岗工人的故事在当代中国文学中并不是稀缺品，刘醒龙《分享艰难》、谈歌《大厂》、何申《年前年后》、曹征路《那儿》，甚至很多反腐题材的长篇小说如《抉择》《人民的名义》，实际上都在处理类似的材料和故事。双雪涛以及其他东北年轻作家在讲述东北故事的时候，创造了他们特定的语调和情感方式，以更个人化的视角将某一时期的东北和改革作为背景。他们的叙事语调中有一种整体感伤的气质，是个人对时代强力和时间流逝的无力感，也是对大历史中个人浮沉的情感抚慰。经常出现的回望者视角，跟原初事件之间建立了安全的距离，而以案件为结构的故事，天然拥有闭环连贯的整体感。当镜头般的语言扫过公共空间如艳粉街、工厂、家属院，从普通人的视角回顾往昔、讲述旧事时，双雪涛频繁使用并不新鲜的多视角叙事。这些故事不是个人故事，而是一个一个普通人的故事，每个人理应有自己的理解、视线、人格、尊严和隐秘。

　　整体伤感和文艺的气质外，双雪涛的叙事中还有来自本土生活的幽默感。《飞行家》是近乎黑色幽默的故事，制造过降落伞的工人李明奇，在碌碌无为一生的结尾，带着失败的儿子和几个志同道合者制造便携式飞行器，进行一次离地飞行。沉重的故事被细碎的对话、错位的人生、郑重其事的细节，调理校正得举重若轻。

日渐模式化的叙事困境能靠影视化突围吗

　　今天，当我们想到东北的文学形象之时，它几乎等同于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人所创造的东北。忧伤、苦涩、幽默与距离带来的含糊地带，成为最具公约数的情感美学，在反复叙事中成为具有感染性和繁殖性的语法。这使得近期的东北叙事，成为一个远远小于地域和时代转折的概念。北方风物与工厂美学，悬疑故事和社会案件的外壳，在反复使用中，容易建立起情感和反应的固定联系，日渐模式化。

　　变化势在必行，双雪涛早期的一些篇目已经储备了变异的因子。写于2013年的《刺杀小说家》，展示了双雪涛职业小说家的优良素质，嵌套结构和头尾回环中揭示的命运，让小说变得丰饶而悖谬，有对写作信仰的致敬，也在展示写作面临的各种人生分叉。随后，在《北方化为乌有》中，编辑饶玲玲、小说家刘泳在除夕之夜谈论作家能否超越自己的经验和地域，以及想象与虚构、东北故事与离乡的话题。他们突兀地邀请写作者米粒一起跨年，三人奇异地相聚，两个小说家拼接并重新想象共同遭遇的北方故事，有来有往地畅谈小说的技法。最后米粒在夜幕中离去，像一场幻梦。

　　可以看出，与相对统一、具有整体性的东北故事相比，《北方化为乌有》《刺杀小说家》《宽吻》《白鸟》等小说，使用的是另一种统一性，叙事者从外在具体故事的观察者和讲述者转变成内心的扩张主义者和幻想家。故事结构有一种精心设计的人工美，与主要依靠标志性细节和核心情感推动的写作相比，它们更能体现出职业小说家的素养，注重场景化，冲突更加戏剧化。一方面，小说的层次更加丰富，北方生活、传奇、童话、寓言一层层做加法，最显著的是对写作本身的思辨与拆解。另一方面，“作家故事”和文本嵌套频繁出现，为作品增加了一层自我辩驳的实验和游戏色彩，与质朴而笃定的东北故事相比，直抵心灵的情感力量自然要被稀释和涣散。反复使用的嵌套结构好像在为小说家这一职业招魂，随意点缀的托尔斯泰、康拉德、福楼拜、左拉、村上春树、霍桑、卡佛等典故，潜伏着作家对写作手艺的理解，以及内心对这门艺术的期许。

　　两种写作类型都保持着简洁的语言和隐喻性的景物描写，但单纯笃定的讲故事者已经离场，重新出场的叙事者表现出更多的抱负，抱负外化为写作知识的点缀和自我辩驳，反而让小说失去实在感，走向一种虚假的宏大和漂浮的丰富。

　　詹姆斯·伍德对美国作家耶茨有一个残忍的评价：《革命之路》之后的作品令人着迷但并不勾魂摄魄，对作家自己是必须的但对他的读者并不那么重要，读者们永远都会在后来作品的余烬中寻找《革命之路》的火光。在纯文学读者并不云集的时代，无法确凿地概括读者的感受，从东北文学三杰（双雪涛、班宇、郑执）的最新作品出版及其社交媒介上的读者反馈，可以看到东北文艺复兴作为一个高光的文学标签或者一种有效写作范式，实际上也在面对同一个问题。也许与大众建立链接的影视化是另一条出路，毕竟他们不约而同地走向了这一方向。

阅读原文

作者丨项静（作者为香港118现场直播站中文系副教授）

来源丨文汇报

编辑丨钱梦童

编审丨戴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