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夏大学自成立至今，已经整整100周年。大夏大学自1924年创办到1951年合并成立香港118现场直播站，在27年办学的历程中，校址数迁，弦歌不辍，先后在上海、江西庐山、贵州贵阳和黔北赤水存续学脉。其中，1941年抗战期间在香港短暂的办学史，是大夏办学历程中的一段小插曲，也是香港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朵小浪花。

1930年代的群贤堂

一、“孤岛”困境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尤其是随着“八一三”淞沪战事爆发，抗战军兴，创办14年的大夏大学面临一次生死抉择。

　　上海东北部的同济大学、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复旦大学等先后遭遇日寇轰炸。大夏大学地处战区，面对强敌压境，校长王伯群深感学校危险境地，于是果断决策，在是年9月与复旦大学组建抗战时期第一所联大——“复旦大夏联合大学”组团西迁。

　　王伯群是贵州人，早年曾担任贵州黔中道尹和贵州省长，在黔省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人脉关系。在他的筹谋下，大夏间关千里，西迁西南扎根贵阳办学，以保存国家高等教育的命脉和大夏的文脉火种。与此同时，由于诸多客观原因，大夏有部分师生因家乡沦为战区，不及随校西迁有500余人。为使学生免遭失学，留沪教授鲁继曾、吴浩然、陈柱尊、邵家麟、孙亢曾等在艰险的环境下，慷慨悲壮地在公共租界赁屋坚持办学，诵书治学。

　　抗战期间，大夏大学实际上形成以贵阳为主校的黔校和以上海为分校的沪校。

1938年9月沪校静安寺路1051号重华新村校舍大门

重华新村校舍今景

　　1937年11月，大夏大学中山路校区遭遇日寇敌机之轰炸，学校教室、图书馆、体育馆、宿舍等约三分之一校舍被炸毁，随即校园被日军占领。是年底，淞沪战事结束，上海除租界外全部沦为日寇铁蹄之下，租界形成“孤岛”状态。坚持在上海留守的部分教师，决计恢复办学。1938年3月，大夏租借法租界新大沽路上海女子中学恢复办学。8月，迁到祈齐路（今岳阳路）197号办学，待到9月开学注册时，法租界巡捕房以影响区域安全为由勒令外迁。大夏随即改在胶州路大夏附中注册，但又遭公共租界巡捕房干涉。最后，经王伯群与虞洽卿校董联系，大夏租借其在公共租界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开发的重华新村继续办学。经过几次搬迁风波后，局面稍得稳定，大夏沪校暂且有段短暂而宁静的办学时光。

　　根据大夏校务会议决定，大夏沪校大学部和中学部分别由鲁继曾和孙亢曾主持。1939年鲁被聘为大夏秘书长，协助王伯群主持工作。大夏沪校经过调整，大学部恢复之前的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商学院和教育学院。3月1日，大夏沪校大、中两部注册学生达700余人。为解决实验室空间不足，沪校还租借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和合坊四号增设应用化学试验所。

1939年沪校静安寺路1051号重华新村校舍上课的学生们

　　抗战时期，受战事影响，百业萧条，时局变幻莫测。大夏除办学经费、校舍等日益困窘外，由于基础教育落后，大学生源严重短缺。因此，除继续办理上海大夏中学外，大夏还相继在贵阳、重庆、南宁创办附属中学，并计划在香港办理附中。1939年1月，新夏中学在北京路300号（今河南路口）创办，以满足大夏沪校生源之需。

　　1940年5月4日，王伯群致函鲁继曾，提议沪校西迁到贵阳，一为统一管理，二为预防大夏教师深陷汪伪泥淖。5月21日，鲁继曾答复函中，客观表达了沪校“孤岛”时期之困境。他写道：“目前学校与个人方面处境之困难实为历来所未有。家庭供给时有仰屋之叹，个人生命之安全毫无保障。”对于大夏沪校存废问题，鲁提出可否由校长在香港或海防召集有关人员详加讨论。

二、赴港考察

　　对于大夏沪校要否直接西迁至贵州，鲁继曾想到一个折中的办法。1941年5月，他与吴浩然等联名致函王伯群，拟赴香港创办大夏中学。他在函中道，“为未雨绸缪计，似不能无退步之准备。环顾沿海浙闽各省交通梗阻，惟一海通之路仅有香港。拟函托友人先事调查该地详情，如有可能先行试办中学。倘此间万难支持时，即全部迁移，似较轻而易举。”王伯群得函后，他知道鲁性格倔强，便表默许。7月中旬，鲁继曾率队亲赴香港进行考察。在调研期间，他放弃开办附中的设想，转而认为开设大夏分校似乎更符合学校和未来之需。

　　在香港近一个月期间，为筹备新校，鲁继曾一行快马加鞭，完成了数项基础性工作。

　　其一，考察香港的大学分布状况。通过调查发现，除老牌的香港大学外，只有1938年由广东迁来的岭南大学、广州大学和广东国民大学等三所私立高校。岭南现借港大开课，有五六百师生，国民大学则在九龙油麻地办学。鲁继曾在致王伯群的报告中写道，大夏“在港之名誉在此三校以上，一般学生闻吾校设立分校均甚希望能准其转学”。鲁接着提出，惟为审慎计，大夏沪校拟仅先办一年级，估计人数可收一二百人。

　　其二，召集大夏校友集思广益。召集教育部和侨务委员会驻港专员周尚、交通部电政司驻港会计主任谢春溥，以及在商界、教育界身居要津的近百名校友代表进行座谈。与会校友均表愿意施以援手，支持母校在港发展。

　　其三，寻求香港教育署长寻求支持。在周尚等陪同下，拜会教育署长沙立斯，最后得到港督杨慕琦的批准，同意大夏在港办学，并申明毋需办理注册或立案手续，如有需要，在招生、开学及校舍租赁等方面将给予襄助。他们还拜访立法院长孙科校董，专门汇报大夏沪校校务，并坦述在港设立分校的计划。孙科闻罢，颇为赞同。

　　经过综合考察和研判，鲁继曾决定在香港设分校。最后一关是必须得到国民政府教育部之批复。他发函请求王伯群校长，急迫建议，如果“教育部方面对于分校备案之呈文如尚未批复”，“可否请钧座致函何敬翁校董，请其代为疏通，以免将来发生困难影响学校名誉”。

　　至8月中旬，大夏大学港校筹备基本就绪。

三、统一分歧

　　大夏大学在香港办分校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一波三折。在诸多问题上，沪校与王伯群校长有着不同的态度和存在相异的意见。

　　首先，大夏在港是设分校还是办事处。鲁继曾当然认为应该设立分校，但王伯群建议先设办事处。8月6日，王伯群复函鲁继曾，在褒扬鲁在香港做出的系列努力后，道出了自己的担忧：“盖港地非吾领土，其在国际关系尤为复杂”，“今世界局势未定，远东风云谲变方炽，部中当未便明令准许国内素有地位之大学迁设该地以自负日后之责任”。同时，为说服沪校同仁，他转告欧元怀副校长对办理香港分校的意见，欧“以为不如先行在彼设立办事处，以裕伸缩余地”。王伯群最后语重心长地建议：“万一港处必须开课，则学生呈报等事项，惟有以沪部名义办理，以资周全。”8月16日，王伯群见沪校没有特别反馈，再次致函鲁继曾，再次借助欧元怀的意见来劝解：香港“地物价高昂，社会情形遽难谙熟，与其日后万一发生阻碍，进退失据。不如预定缓进步骤，先行在港成立一办事处，稍假时日，以观望筹备。”

　　其次，关于港校校董问题。被派往香港主持港校的吴浩然、孙亢曾两教授致函王伯群校长，报告孙科主张港校设校董，并推荐何东、郭顺韦、张竞立等富商和亲信为校董。王伯群得悉后，因大夏校董按规定已在教育部备案，若港校再设校董，有泛滥之嫌。10月17日，正在重庆出席会议的王伯群答复吴、孙，认为港校“所拟聘请分校校董以助长发展在原则上自当赞同，至所拟校董名单是否应再斟酌，及聘请手续应如何进行，尚希詧裁办理，随时函告”。后因教育部不同意大夏香港分校设立，此事便告一段落。

　　第三，关于港校负责人问题。按照最初安排，孙亢曾为最合适人选。吴浩然在致王伯群函中表示：“港校若无专人　负责主持，则势必失败。今亢兄能当此，则港校发展前途极有把握。”然而，11月1日，孙科致电王伯群推荐谢春溥主持港校，“谢春溥校友能干，请委为港校主任”。王伯群觉得此事蹊跷，他于是致函周尚，询问孙科推荐谢的由来，从周的答复中，乃因吴浩然、孙亢曾“因教育部未准之故，不欲积极进行”，招致谢春溥等校友误会，故找到孙科并表示自己可以办理好港校，“以满足有志升学青年的要求”，“为抗战培育人才”，“提高港澳侨胞的觉悟和文化”。

　　在了解双方都是出于对母校关心而产生的误会后，王伯群复电孙科，直接告知“港校部未准，不便直接聘主任，余函详议”。数日后，王伯群再作覆孙科函，详细解释港校教育部未准设，不能直接聘主任，如谢春溥之热心，当酌于相当名义，俾可从旁协助。同时，王致函抚慰孙亢曾等，劝大夏团体言归于好，本合作之精神以处之。经过王伯群的沟通、说明和慰解，双方等均表理解，和谐如初。

四、设堂办学

　　尽管王伯群对大夏筹办香港分校提出不同的意见，但还是允许港校设立，故沪校按照原定办学的计划快速推进。

1941年大夏大学香港分校校址(原坚弥地道圣保罗女书院），今圣保罗男女中学

　　1941年9月，沪校开设港校。鲁继曾一面派遣吴浩然、孙亢曾等赴香港主持港校，一面致函王伯群，禀报“诸事约定，碍难失信，沪变莫测，请准试办”。为招徕生源，大夏在港地广泛发布招生广告，并分别于7月16、17日，8月13、14日和9月1、2日共三次进行现场招生。

　　制定预算草案。办学经费是港校生存的经济基础。9月7日，鲁继曾主持召开沪校第四十次校务会议，讨论通过香港分校预算草案。港校的预算按照一届80人计算，学费、堂费、报名费、讲义费等预计收入为8160元，薪工费、行政费、房租、开办费等支出9680元。收入和支出尽管仍有1520元不敷。

　　然而出乎意料，港校于9月25、26两日注册，领缴费单者达130余人，注册人数达109。这样收支基本达到平衡。根据吴、孙的分析，香港社会人士对大夏印象佳，“盖港地除十足洋化之香港大学外，实无适应我国需要之良好大学，岭南自战后迁港迫于校舍不能多招学生，国民、广州两大学内容腐败，不足以餍群望”。报名入学的学生以法学院和商学院占多数，理学院和教育学院居次，文学院较少。

1941年度大夏港校上学期校历

　　租定校舍。港校租借圣保罗女书院为办学点，该书院系香港第一流校舍，上下八层，教室、礼堂、图书、实验室等设备完善。9月29日，港校正式上课。上课时间安排是利用女中下课后的下午三时到晚间十时之间。

1941年秋季港校教授一览表

　　广延名师。因第一年各院公共课程相同者多，港校便五院俱举，教授均就地选聘。港校延聘一批欧美大学博士、知名教授和著名作家担任教职。如香港《星岛日报》副刊主编戴望舒、编辑叶灵凤主讲国文，香港大学教授林时彦讲授基本英文，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仲龙讲授经济学，美国茵州大学法学博士、纽约大学研究员洪应灶讲授法学通论，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硕士杨宗瀚主讲社会学，美国爱荷华大学化学博士方锡畴主讲化学，香港大学生物学教授林绍文主讲生物，菲律宾大学研究员王蕴玉主讲会计学，等等。

　　除正常课程外，大夏港校开办电讯专修班。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张嘉璈委托港校开办电讯专修班，具体事务由交通部香港业务长华镜涵和谢春溥负责，专修班共招收学员40余人。港校利用本地人才与设备，训练电务技术人员，以供内地人才之亟需。

　　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世界为之震荡。次日，大夏沪校和港校被迫宣布停办。12月22日，日军占领香港。大夏港校停办后，大部分学生各自星散，最后有十余名学生在注册主任董广英的率领下，于翌年四月转入贵阳大夏大学就读。

　　大夏港校自1941年9月29日开学至12月8日停办，前后办学两个月零九天，便结束了其短暂而倔强的教育使命。

·　大夏精神之余韵

　　全面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9月，西迁贵州的大夏大学复校回到上海，与沪校合二为一，继续在中山路校园为国家培育人才。三年之后的1949年，国共鼎革之际，大夏部分师生和校友南下香港。其中1933年在上海创办私立光夏中学的王裕凯、潘宗尧、何德明等校友在香港成立光夏书院，在“光大华夏”之理念下将大夏的精神传到了香港，再次融入了香港的教育历史。

　　1956年6月，光夏书院与广侨书院、华侨书院、文化书院和平正会计专科学校等达成共识，合并组建联合书院，校址定于香港坚尼地道147号。1963年，联合书院与新亚书院、崇基学院合并成立香港中文大学。在联邦制框架下，联合书院成为港中大的成员之一。至今，港中大仍流淌着大夏大学的学脉和精神。

文｜汤涛　责任编辑｜田波澜